他总是比闹钟早一秒钟醒来，醒来后第一件事，是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他总是到固定的早点铺，坐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势吃同样的早餐；他总是做同样的噩梦，梦里的他握着狙击枪一动不动地潜伏着，然后，他在瞄准镜里看到他自己。
人最深的恐惧，就是不得不面对自己；一个优秀狙击手最深的恐惧，就是在自己的瞄准镜里，看到有另外一把狙击枪正对着你。
他是个狙击手，以不可思议的长距离精准狙击而闻名，他一击必杀，弹无虚发，就像古代游侠小说里一剑穿喉的剑客。他是方滔，比利时领事馆里一名小小的文员，平时总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表情木讷，少言寡语，一看就是老实人。
当然，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期，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只靠眼睛看。只相信自己眼睛的人绝对不会长命。1939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此时，上海、武汉、广州已相继沦陷。失去所有东部沿海的中国，陷入举步维艰的险境。这时的上海滩，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已经沦为孤岛，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繁华外表下，到处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街头巷尾随时都可能发生枪战。而最令人提心吊胆的还不是那些无法防备的流弹，而是身边的人。那个平日里对你服服帖帖的管家，很可能会是潜伏了很久的日本特务；那个时常帮你打酱油的邻家小弟，很可能会成为揭发、举报你的无知小孩；这一秒还是在和你谈笑风生的贴心挚友，下一秒就可能会背叛你；甚至就连你的父母或子女，也很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和秘密。没有人是可以永远信任的，除了你自己。
方滔又做了那个噩梦，梦里的他被自己一枪击毙。他挣扎着从梦中醒来，看了看窗外，又侧头看了看床头的闹钟，然后将那即将炸响的聒噪铃声扼杀在了摇篮里。
他起身，迅速地将改装的驳壳枪零件一件一件地细细擦拭，然后装进摄影箱里，随即又将子弹压进了弹匣，这才合上了摄影箱。这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仿若用筷子吃饭一样顺理成章。对于一个狙击手而言，枪就是命，保自己的命，也要别人的命。
整理好了装备，方滔快速地下了楼，刚刚走到旧公寓的街口，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那里。方滔看了开车的女子一眼，默默地上了车。那名女子叫向非艳，她和方滔一样，都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九行动组。
向非艳发动汽车的同时，递给了方滔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照片和资料，照片的下面写着“卢光洁”三个字。方滔的目光盯在照片上，目不斜视地问，“曾奎和小韦看过这些资料了吗？”
向非艳说，“还没有，待会儿接上他们后你给他们看看。”她边说边把车停在一个路边摊旁。小韦抱着从小摊上新买的两个陶瓷罐子上了车，与此同时，曾奎也从不远处的一家胭脂铺子里钻出来。他远远看见向非艳的车子，托起身旁的麻袋快步走过来。
曾奎上车后，将刚从胭脂铺里买的珍珠粉递给方滔，方滔看了看，说，“这个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