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曼把5只雄果蝇和5只雌果蝇放到一起，让它们随意交配，结果分析表明，雌性果蝇无论和几只雄配，都会得到相同数量的后代。而雄性不然，它们交配的对象越多，所得后代也就越多。换句话说，雌性没有的必要，因为结果相同；雄性则倾向于无节制的乱搞，那样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为此，贝特曼得出了一个让保守者听起来非常不舒服的结论：雄性具有不分对象的冲动，而雌性具有天生的顺从行为。
这种观点使女性很不舒服，不过还好，现在已有相反的研究足以让女权主义者开心了。美国心理学博士布朗(gillianbrown)说，他们考察了当前人类有关性行为和生育的数据，比较其中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放开特殊人群不谈，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男性生育数量和女性生育数量很相似。动物性行为在人类这里已悄悄地发生了改变，这是一种重要的改变，涉及很多其他现象也随之改变。
这一说法顺便解决了生物学家的一个困惑，在文明社会，女人注重外表的程度超过了男性，她们浓妆艳抺，打扮得花枝招展、艳丽迷人。根据社会生物学，这是令人费解的现象。相反，应该是男人打扮得鲜艳亮丽光彩照人才对，而女人，则应该如母鸡的外表一样，灰朴朴的就得了。因为母鸡有选择公鸡的权力，而不是被公鸡选择，所以不需要靠外表来吸引谁。人类的女性每月只产一只卵子，难道也需要靠外表来吸引男性吗？这里出了什么逻辑问题？
问题出在文明化，男性对子女的投入已不比女性少多少了，特别是在一夫一妻社会，男性并没有很多机会到处乱搞，他们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的主要途径只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文明社会的男人们已很大程度上收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花心，转而对家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物质繁荣的社会，女性的任务不只是产卵生孩子，她们还得为日后更好的家庭生活而奋斗。找一个合适的男人无疑是最方便的途径，如果精心打扮一番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回到我们的原始社会，物质并不丰富，大家全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水平，女人肯定仍是灰朴朴的，一如那没有心思勾引公鸡注意的母鸡的外表。
威廉斯在他的《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雄性倾向的话题：对雄性来说，交配意味着极少的体力支出和片刻的欢愉；而雌性则明显地要为交配的后果负更多的责任。这种不平等现象决定了雌雄性行为的显著不同。雄性有很强的交配，而雌性则更为克制和谨慎。这是被自然选择所决定了的，而不是被个体品行所决定的。这就好比是做投资生意，投入资产越多的一方将不得不比付出较少的一方谨慎一点，雌性在这场生意中明显比雄性付出得多。
这些实验和理论探讨如果只是在果蝇之类的动物身上说一说也就罢了，可现在的问题是，威尔逊要把从中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人类行为上，其所带来的指责是必然的。因此，《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在给威尔逊带来了巨大声誉的同时，又惹下了极大的麻烦。
问题出在最后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本章专门把相互协作、日常交往、文化、艺术、宗教、伦理及审美等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现象都拿来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解释，明确提出了社会生物学揭示的原理不仅仅适用于动物，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并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和文化等方面的所有问题。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达尔文证明了人和动物在上是连续的，而社会生物学则要证明，人与动物在行为上也是连续的。威尔逊毫不含糊地下结论道：针对动物甚至包括人类的利他主义行为，根本的解释机制就在于基因与自然选择的相互作用。正是这句话，大大地触犯了人类的自尊心。想当年达尔文提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曾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就完全可以理解威尔逊将要面临的指责了。
结论中还有一句话：从战争到利他主义的许多人类行为，皆有其生物基础。这句看似平凡的话，背后却包含着复杂的内涵。因为这句话明确坚持了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这是很危险的理论，它将基因与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等都对应了起来。
一个人的长相是英俊还是普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基因的控制，这一点科学家已达成了共识，大众也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若说一个人是儒雅还是粗鲁，是好学还是懒散，将要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文学家，诸如此类都受到了基因的控制。换句话说，一个人以后如何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早在受精卵刚一形成时就已经被决定了。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命中注定”四个字，似乎是对社会生物学的最通俗阐述。
这并不是一个可怕的推理，可怕的是由此得出的另一个推理：既然基因决定一切，那么，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也是基因决定的，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观点就此有了科学的基础。既然如此，希特勒的大屠杀就完全有可能再来一次。
一如自然选择理论刚刚诞生时遭遇的争论一样，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生物学注定刚出现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除了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以外，很多著名学者都投入到了批评者的行列中去。激烈的批评把社会生物学看成和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是一脉相承的“坏科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变种，其目的是为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提供所谓科学依据。好的科学应具有客观性，并且不带有个人政治立场和社会偏见，为了某种利益的科学不是好科学。而社会生物学明显隐含着一种阴险的政治目的，即试图让民众相信，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包括不公平现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也是无法改变的。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在人权活动家看来，威尔逊是一个裸的种族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女权解放主义者看来，威尔逊则是性别歧视的支持者；在宗教界人士眼里，他又变成了一个异端邪说的倡导者。哲学界评论说：威尔逊的错误在于不该从科学知识中推导出社会的价值，那本来是两码事，现在威尔逊把他们混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