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种人四处扩张，魔爪伸遍世界各地，从美洲到澳洲、太平洋到大西洋，船帆扬起、枪炮齐鸣，一些弱势群落就这样被无情地灭绝了。他们甚至不给孔圣人面子，居然一口气打到了中国。成吉思汗的后人们追悔莫及，他们本应在13世纪的时候就把这些自以为优越的白种人用铁蹄碾为灰尘。
根据达尔文的本意，“进化”一词是错误的，“有修饰的改变”才是他的本意。在自然选择面前，本无所谓高级与低级。贵为万灵之长的人，与消化道里庸庸碌碌的细菌，都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员而已，同样要面临自然选择的淘汰与选择。现在人类自己却硬要在人类之间分出个高低上下来，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愚蠢行为。纵观人类短短的几千年文字历史，风水轮流转，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永远称霸世界。一旦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人类甚至都不可能比曾经占据地球一亿多年的恐龙更具适应能力。万物化为灰尘以后，谁又会在意，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之上，曾有那么一群自以为是的生物，因为各自的地位问题，互相争得是头破血流、横尸遍地呢？
不过，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看，动物群体内部争抢更高的地位，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了。只不过人类的技巧稍高了一些，加上了枪炮和漂亮的说辞而已。
好在人类与动物还是有所区别的。自由和平等已成为基本认识，包括中国在内，都要努力实现公民之间的实质权力平等，尽管这一工作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但总算是已经在路上了。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潜在的影响，有人对此是不能充分理解的。落后地区的高考学生与发达地区学生的分数线是不一样的。国家对新疆西藏等教育落后地区采取了一定的照顾政策，这曾经被评论认为是不公平的。表面上看来是不公平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努力。这一点，应该向美国学习。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了种族平权的选举权法，并通过了特别照顾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法令。也有人指责这是在破坏机会均等的原则。当年的约翰逊总统针对这一意见评论道：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带镣铐而跛腿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并对他说，你现在可以与别人自由竞赛了。这种表面上的机会均等是实质上的机会不等。
但是，在现有的体制内，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社会分工的不平等现象仍将长期存在。所有人不可能站在真正的水平线上，他们仍将面对地位高下之分和机会不平等的问题。生物学研究正在揭示社会等级对人的影响。
在一个组织机构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上下级关系，职位高低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对于权力欲较强的男人而言，职位的下降几乎立即可以引发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自由权力越大，则内分泌功能和相应的健康水平都会有所提高。在一个等级社会中则更是如此，统治者因为占据最大资源而获得最好的营养和生物条件，他们身体倍儿棒，信心充足，内分泌有条不紊，智力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油光满面，妻妾成群，子孙满堂，生活充满了阳光；而下层人民则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内心的压抑带来内分泌失调、血压升高、免疫能力下降，甚至因此而影响到生存能力，独守一室，孤影清绝，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也没有美人顾盼。社会的不平等就这样被放大，然后保持下去。处于上一阶层的当权者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权益而去做普度众生的蠢事的。所谓善政爱民，只不过是利益权衡之下的权宜之计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人民当家作主”当然是大多数人的心声。这也是“民主”成为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曾空洞的感叹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那是一种让不适者生存的主义。这当然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误解。没有不适者，那种把人当作生物来对待的社会观念早已过时了，现代社会的任务就是以最大的平等付之于每一个人。
但这种误解在公共管理中还有所体现。我们国家还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歧视性政策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和重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更高级的人类情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以科学的眼光看待未来，我们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而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起越来越多的思考，恰是此前被大量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这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优秀替换者。
马克思本人更关注的是社会和制度问题。他对人的本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个大脑袋对于人性的认识自有其独到的闪光点。他坚持人类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进化的产物，本质上并无奇特之处。但同时，他比自然科学家们乐观的是，他相信人类有极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改变自己的本性，从而塑造自己的未来，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必将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这样一来，似乎扯得有点太远了。
还是回过头去，继续说生物进化理论的故事。这一次，该轮到新达尔文主义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