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为了省钱，找的是那种野鸡语言学校，在一栋旧大厦中的一层楼，大多数学生都是混一张合法签证的人，上课的时候，常常睡得东倒西歪，补打工欠下的觉。刚开始去的时候，哈尼也是累的，但他在课堂里睡不着。无论如何，坐在美国电影里看到过的那种带一面小桌子的靠椅上，面对一个白人教师，还是让他心动，让他想到那些早已分崩离析的旧事。他曾是王家最能读书的孩子，他并不用功，但学什么都快。一直让爹爹不满意的，就是他不思进取的性格，他真正喜欢的，是跳舞，听唱片，为女朋友照相，骑英国自行车兜风，与甄展年轻时代十分相似。朗尼出事以后，爹爹就希望他能上大学。但他没有做到。他觉得，爹爹一直将王家的堕落归罪于自己，好象要是当年他上的大学，王家的情况会就完全不同。哈尼觉得，从自己到新疆以后，王家的耻辱，就从爹爹当年的错误决定转向了自己无法在1964年考大学的事情上。哈尼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简妮出人头地，也有某种雪耻的愿望。
在课堂上，哈尼算得上是用功的学生，英文的底子不错，功课也认真完成。知识面比一班学生都要宽。做小组作业时，大家都喜欢和他一个小组，因为能得好分数。老师也常常让他朗读自己写的短文作业，并鼓励他参加下午的写作班，多学一点。那个老师，大胖子，红脸膛，是热心而自豪的美国老太太，“这是美国！你有梦想，就去实现它，不分年龄，不分种族，把眼泪擦干了吧。”她用肥大的胸脯热乎乎地贴着哈尼的胳膊，煽动他说。她觉得他应该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在美国出版。他脸上似笑非笑，四十岁学吹打之勇曾在哈尼心里一晃而过，他幻想过，也许自己真的可以在美国学出什么名堂，然后衣锦还乡。但当他偶尔在四十二街汽车总站对面，看到一家匹萨店要送外卖的人，他去问了问，得到了那个下午送外卖的工作，就打消了再加一节课的念头。那个在匹萨店送外卖的工，正好利用上了去唐人街餐馆之前的那段下午的空余时间，在曼哈顿中心区的工资和小费都高一点，对哈尼来说，又没有额外的交通费支出，是很合算的。
老师的蓝眼睛象熄灭的灯泡那样暗淡下来。“好吧，这是你的选择。”老太太难过地说。
“我很抱歉，”他说，“我需要钱，我的孩子，”
“不要对我说抱歉，这是你的事。”老师打断他说。
“是的。”他说。
从此，他和老太太就互相躲着，老师甚至不那么喜欢叫他起来为大家朗读短文了。哈尼觉得自己伤了那老太太的心，他突然在一个美国老太太身上再一次体会到爹爹的那种恼怒，这让他也恼怒起来。
哈尼的生活很紧张，他很快就将老师和写作班的事情忘记了。他一早就起床，将范妮的饭准备好，放到桌子上。然后，他坐地铁到学校上课，其实是点个卯，等老师点了名，统计了出勤率，他就离开学校，开始打工。他的同学介绍他去皇后中心里的超级市场，那里需要一个上货的工，因为那是早晨的力气活，工钱高一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是在班上点了卯以后，就出去打工。他决定要这份工的时候，心里带着对老太太的报复，他就是想伤她的心，她那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爱管闲事的心。
要忙完整整一天，午夜以后，他才放工。分好了小费，哈尼带着满身厨房里的油烟，满手的洗洁精带着柠檬香精气味，走着回家。他的双手涨涨的，因为太多时间泡在热水里。他也戴了一顶棒球帽，此刻，他体会到了戴棒球帽的好处，它虽然不伦不类，但看上去比不戴帽子要精干多了，让自己多少有点运动着的勇气。他也买了双唐人街鞋店便宜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穿，那是因为方便，在水淋淋的厨房间工作，这样的鞋子防水，耐脏，长时间地站着，也不会让脚很痛。在坚尼街上走着，能看到夜色里三三两两地走着些收工的男人们，都是差不多的打扮，哈尼想，那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国餐馆里放工回家的人。他们走路的样子都不好，都是中国男人惯常的姿势，塌着肩膀和胸脯，膝盖也不直，动作很慢，象生病的鱼一样。哈尼想，自己也一定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哈尼和一起跳舞的朋友曾互相提醒，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将身体挺直，象洋人一样笔挺。那时，半条淮海路上的人都会多看他一眼。而现在，在不夜的春街上走过，连警察都不多看他一眼。但哈尼的心情并没有太坏。在这时，他常常用手摸摸装在口袋里的现钱，那都是些小票面的钱，皱巴巴的，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钱。至少简妮可以用这些钱多申请几个大学，到美国来的时候，可以晚一天去打工。哈尼相信，和自己一样深夜放工，软塌塌地走在唐人街上的男人们，心里的想法和自己差不多。他知道这样走路，身体才最省力，虽然不那么精神好看，但是很实惠。
第六章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6）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
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