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签证的人。连面谈号码的价钱，都能在前进夜校托福班上打听到。前进夜校的托福班，真的是全上海最好的英文夜校，也是个物以类聚的地方，连来教书的年轻教师，自己都在准备出国考试。每个班都有几个出国迷，他们自己希望渺茫，但消息灵通，经验丰富，他们来读书的主要目的，，好象更多的，是为了散布所有关于出国的消息。
范妮就是在那里听到乘长途飞机去美国的经验。飞机下降的时候，因为气压的关系，耳朵会痛。这时要是嚼口香糖，可以帮助耳朵适应。到底为什么，范妮并不清楚，她猜想这是有关物理的知识，而她在中学里最讨厌的就是数学和物理，拿到的都是中等的分数。
范妮上中学时，同学里面用功的人整天做题，心事重重地弓着背，象老头子老太婆一样。而范妮对学校的功课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她的一颗心早早地就散了。她早就开始学英文，那时，从短波里可以听到《澳大利亚之声》，那里有一档教英文的节目，比《美国之音》里的英文节目浅一点。她的本意是练练自己的听力的，可是听着听着，就听到《澳大利亚之声》里的音乐节目去了，她听到了不少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常常她就着这些软绵绵的歌曲做中学里的功课。这些歌是维尼叔叔看不起的，他以为那都是小市民口味，但范妮却偷偷喜欢着。大家都知道范妮是要出去的人，出国和上上海的大学相比，当时在舆论上，出国还要更胜一筹。铁心要出国的上海人，也有根本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他们怕孩子的户口迁到学校以后，到时候连护照都申请不了。所以，范妮闲在家里学英文，面子上一点没有过不去。
何况维尼叔叔这样过了差不多一辈子。
范妮出国的这件事，总是一阵风一阵雨。在这个总是准备着要出国的过程里，范妮渡过了六年。
飞机颠簸着冲向跑道，象球那么跳了跳，着陆了。
范妮站起来，从行李箱上取下自己装满了简装酱油和真空包装的榨菜以及照相机和胶卷的背包，它们是那么重，“乒”地一下砸在范妮的肩上。那些东西都是听说在美国要卖双倍价钱的，所以范妮要从上海背过来。
连凡事大而化之的叔公，都不忍心看到范妮象穷家孩子出门那样带东西。他们当时带笋干去美国，是为了想吃美国没有的东西，可不是为了省钱。叔公默默站在范妮房间门口，看范妮爸爸妈妈拿出新疆社会青年的泼辣，为范妮绑行李，然后，黯然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原来那是爷爷的房间，他来上海以后，爷爷让给他住，自己去住吃饭间，有时，维尼叔叔也称它为客厅。原来范妮家还有个房间可以吃饭用，但到郎尼叔叔和叔公都回来住以后，一家人就只能在爷爷睡觉的房间里吃饭了。叔公到底没有象爷爷那样，不得不生活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所以他还不懂将一些感情不动声色地埋在心里。范妮想，在心里承担着因为叔公的黯然而油然而生的不快，这也许就是全家都反感她爸爸妈妈不停地为她收拾箱子，将本来就质量低劣的箱子捆得象难民似的原因。范妮就是这样，才认定爸爸妈妈已经不能算是地道家里人。
机舱里也有一些象范妮一样到纽约的上海人，也象范妮一样背着沉重的新背包，还提一件塞满东西的手提行李。东方人的脸，又累又紧张，再加上在机舱里二十多个小时以后，皮肤缺水，都是黄渣渣的。在大多数乘客沉默着等待机舱开门时，只有中国人大声说话，彼此留地址和电话，以便将来可以在美国多个朋友。范妮埋着头，她一直不肯与她邻座的中国人打招呼，她讨厌他们不在乎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艰苦，他们大大咧咧，对人从不说对不起和谢谢，撞了人也从不说抱歉，他们大声说话，不怕别人嫌弃，她在心里暗暗地骂：“改不掉的乡下人腔调。”。坐在同一排的日本女孩隔着甬道问她：“whatnationalityyouare？”范妮讨厌她的日本口音英语，也讨厌她的势利相，于是她说：“itisnotyourbusiness。”范妮直截了当的反感，把那个下巴尖尖的日本女孩吓了一跳，哗地转过脸去，再也不理范妮。其实，范妮最讨厌的是，她被这日本女孩提醒了自己的身份。在中国的时候，她并没有机会强调自己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她知道，自己最不喜欢在公共场所让人特别指出是个中国人。她想起来，共产党一直把买办宣传为洋奴的事。
舱门开了，乘客们蠕动着向外面走去。在登机桥的小窗口上，范妮突然就见到纽约的蓝天。它蓝得象一块在宝大祥布店的柜台上摊开的绸子一样，象上海跳水池里的深水区一样。这就是爷爷说到的纽约的蓝天了。然后，她看到了建筑物上的美国国旗，许多星星，许多蓝色的窄条子。jfk里到处都是国旗，小孩子帽子的正中也是，范妮以为这个时刻自己一定会象《人证》里唱草帽歌的那个黑人一样欣喜若狂，但是她却没有感到那样的高兴，她感到的是一种另她奇怪的害怕，就象上游泳课时，被老师逼着练习跳水，站在冰凉的池边，紧闭着眼睛向前扑去的那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