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那窄小温暖的门廊里，还保留着过圣诞节时的饰物。墙上贴着用红绒纸剪出来的圣诞老人像，他又红又胖的脸上，贴着用白色晴纶棉做的胡子。他的头上，有一行老派英文花体字写的“圣诞快乐”。那时，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里怀疑过，为什么不说happychristmas；而说merrychristmas。早年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人大多数都写这样的英文字，更早的时候，红房子西餐馆的菜单也是这样的字体。
简妮站在爸爸旁边，望着墙上的字。对这样的字体，她一点也不陌生。爸爸也写这种字体的英文。简妮七岁时，爸爸就开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说，从前人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简妮来说，还要加上一个英文。学好了英文，将来回上海一定有用。他们用的是爷爷从上海给寄过来的《英文900句》，这个课本带着一张绿色的塑料唱片，可以跟着唱片里的人读课文，学习悠扬的英国口音。那时，她家已经从没有电的连部干打垒土房子，搬到了团部中学的宿舍。与兵团的连部最大的不同，对简妮来说，就是有电了，可以听唱机了。此刻，简妮的心里浮出了唱片里的声音：
“hobsp;hobsp;gladtomeetyou；
gladtomeetyoutoo。”
meet和you中间用了连音，第二句的开头，用的是第三声，象用声音在欠身。常常，他们一家在简妮不学英文的时候，也在唱机上放这张唱片，象听音乐一样。在简妮的印象里，春天常常刮着从戈壁上来的狂风，玻璃窗上飞沙走石，透过家里的白色尼龙窗幔，能看到外面细长的白杨树下，有人象骆驼那样顶着风慢慢走过去，大多数人都穿着军队那样的绿色制服，但他们不是军人，而是建设兵团的人。爸爸向简妮保证过，总有一天，简妮也会象姐姐范妮那样被他们设法送出新疆，永远不回来。
那时，爸爸在所有的家具上都贴上写着英文名称的小纸片，他说，当年他和郎尼叔叔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小时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师原先是个在上海住的荷兰人，后来，朗尼叔叔的老师是个留学英国的上海人。爸爸写的花体字，就是跟那个荷兰人学的。只是他写得不如墙上的那么花哨。
爸爸是阿克苏的团部中学的英文老师，还兼做音乐和美术老师。他在中学里算得上是个倜傥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后，他一下子就显出了苍老和局促，还有一股走南闯北的泼辣气。如今，简妮想象不出爸爸年轻的时候，将头发用吹风吹出一个飞机头，穿着有铜拷钮的小包裤，那还是奶奶没有失踪以前从香港寄回来的裤子。在腋下夹着一张比利翁乐队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摇过市，是什么样子。那时候，象爸爸这样因为家庭成分问题，高中毕业后无法考上大学的孩子，喜欢将自己打扮成这种上海小阿飞的样子，悄悄混在一起跳舞。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黑灯舞会”上认识的。爸爸曾经学过当时妈妈走路的样子，她将手肘卡在身体的两侧，迈着妖娆急促的小步子，象四十年代美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样摇晃身体。爸爸学得那样煞有介事，将妈妈和简妮笑倒在新疆家里自制的沙发上。那只沙发，是爸爸用两口伙房烧漏了的大铁锅和旧海绵做成的。是当时整个阿克苏地区最时髦的沙发。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简妮记住了“sofachair”这个词。
这红房子西餐馆对简妮来说，虽然是第一次进来，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因为墙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小时候，上海的故事常常是简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里，红房子西餐馆，蓝棠皮鞋店，哈尔滨食品厂的咸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两边的高大法国梧桐，都是如此的亲切。爸爸和妈妈，常常一同挤在简妮的小床上，轻轻地说着上海的琐事，陪简妮睡着。漫长的新疆的冬天，室内总有一点没烧尽的煤散发着的淡淡毒气，大雪压裂了房顶的什么地方，能听到雪水滴落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但这却是简妮在记忆里中甜蜜的时刻。那时，他们也说到过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那两级突然向下的台阶。所以，刚才简妮在门厅那里一脚踏空的时候，简直就象跌回到自己梦里的地方。只是她的脸上不动声色，她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激动，她就象姐姐范妮一样的正常。
在红房子西餐馆逼窄门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开的糕点间，里面摆着红房子自家做的面包，蛋糕和西式小点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裱着粉红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这些蛋糕和点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全上海只有在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透过糕点间的玻璃，可以看到长乐路陕西路口的灯光和车子。
陕西路和长乐路，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一点点巴洛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一看和欧洲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园里，还留着当年洋房主人种的丁香和紫藤，那两样都是欧洲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的植物，只是现在即使它们还开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这两种房子，在当年租界时代都算不错，现在当然都旧了，里面都挤着住了不少人家，卧室，客厅，书房，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楼的厨房变成了公用的，满墙都是一条条的油污，连电灯绳都因为油污的附着而变得疙疙瘩瘩的，空气潮湿的时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当年修马路时埋下的下水道系统，早已经用旧，而且失修，或者说当时法国人的设计就不好，四十年代时，这条街上就发过大水。现在还是用原来的下水系统，雨水一大，街上就积水，黑色的污水里散发出下水道和垃圾箱里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墙脚上就留下一道道污水黑黑白白的痕迹。
当年，法国租界筑路，只能一来一往，过两辆车。现在人和车都多了，这两条窄小的马路上便堵满了车子和行人。遇到红灯，陕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刹了车，停在路上，象一条条气喘吁吁的刺毛虫。昏暗的车厢灯下，能看到拥挤的车厢里，车厢顶的拉手杆上，拉满了乘车人的手，手和手之间只留下两厘米的空隙，有时候连两厘米都不到，不愿意和别人碰在一起的手，大多数是年轻女人的手，躲来躲去地在横杆上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样黯淡的车厢灯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因为营养不足，日光不足，连信心也不足所呈现出来的菜色，那些化了妆的女子的脸，拔光了再纹过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红唇膏密密地涂满了，在又冷又累，疲劳而冷漠的脸上，象强做的欢颜。
在暮色里沉人黑暗成群结队的脚踏车，混杂在马路的每一条缝隙里迂回蛇行，这些脚踏车并不按铃，骑车的人已经懂得脚踏车铃是不能让任何人让路的，所以他们全凭自己的机灵绕开人和车，往前走。有时几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们会在碰到行人裤子前的一厘米处刹了车，将龙头象蛇那样一转，逶迤前去。
范妮站在维尼叔叔旁边，透过玻璃，望着外面的街道，这是她熟悉的街市。越过陈旧的街道和怨怼的人群，她看到了长乐村的尖顶。那里的窗子，是上海老房子常常用的小方格子钢窗，那里的房顶，是用红瓦铺起来的尖顶，多少残留了一点从前小康人家洋派的生活情调。那里的梧桐树是光秃秃的，在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