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满洲一般的状况
满洲已经被日本占据一年零四个月了。日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企图把满洲变为他垄断的殖民地，变为进一步的进攻中国革命，公开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进行冒险主义的反革命的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战争，以及为着争夺太平洋上的霸权，而与自己极大的竞争者美国，彼此进行强盗战争，而最后是对本国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等等的大本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计划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范围，这首先要依满洲的内部为转移。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有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完全可耻的投降政策“不抵抗”而能在短期间占据全满洲，那末现在他不得已而承认了，须要十万武装整齐的正式日本军队，用十年的功夫，才能在满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来，这个承认是十分有价值和十分值得注意的。满洲现在的经济状况，正和侵略者所应许的“经济兴隆”相反，而是沿着经济危机继续加紧的道路前进着。危机几乎扩大到了灾难浩劫的状态。抚顺，穆棱等煤矿井关闭了一半。铁路（南满，北宁）不但减少了运输，而且还不经常的通行。奉天的一万四千七百卅九个商店关闭了七千余个。北满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二分之一。在整个的北满这项损失超过了农产品的商品余额，这些余额通常是出口的。因水灾而受害者在八百万人以上，城市和乡村中的失业者，贫民饥民逐日的增加。在政治管理方面，借口铲除军阀而进行着真正的殖民地制度，保存着一切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关系统，更加上日军直接血的统治。“满洲国”傀儡政治的压迫，不但未按着侵略者的应许而建立“廉洁政府”和减轻捐税，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捐税和直接抢夺农民的土地等等。不但没有侵略者所应许的“和平秩序”，反而进行着不断的战争和各样的扰乱。劳动者所受的压迫竟如此之深，农民甚至不能自由的种高粱和使用器具家什（如三五家许可共用一刀等等）。日本帝国主义野兽般的白色恐怖竟如此之甚，如抚顺煤矿的成百甚至成千的工人被活埋了。
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他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社会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
因为这个，以及因为国际方面以及日本内部许多其他的原因，所以日本国内不仅经济危机猛烈的加深和扩展，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以及意见纷歧日趋紧张起来。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不满意，以及革命情绪和波动迅速的增长起来（工人罢工运动发展着，农民不断的骚动，而且有些地方竟变成了武装斗争，先进工人和农民及知识分子中的反战争情绪正在加紧，日本共产党的发展等等），这些教训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宝贵，而且对一切想用战争走出危机的人都十分宝贵。
虽然国际间和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日本帝国主义却继续用加紧的速度准备着满洲的大本营，首先是为着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和实行武装干涉苏联的计划，占据山海关和进攻热河以及准备割据中国北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抢劫和侵略计划的有机的继续。
（二）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在上海工人及十九路军兵士所实行的英勇的民族革命的防守推动之下，而一天天的更带着群众性质。现在各游击队的数目约有卅万人，这些队伍因其社会成分政治领导及影响的不同而带着各种不同的色彩。现在主要的可分为以下几种：
（1）纯由旧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另一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兵士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且为着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才实行抗日的战争。然而，他们却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他们枪杀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压迫劳动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的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能够叛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且现在已经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了。他们的战斗力较低及其失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和投降（几乎完全没有激烈的战争，而把阵地让给日军），主要的是由他们仇视劳动者的政策产生出来的。
苏，李，马等的失败，绝对不是表明满洲反帝国主义游击运动没有希望或是低落，这只是又一次的表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以及一切军阀将军在反帝斗争中的无能，这只是又一次的证明我们说的：只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话的正确，这只能使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们相信，他们应该违反国民党张学良及一切军阀而自己来保护中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同时也必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在这些军阀失败和投降之下，有更大的可能在满洲热河中国北部及全中国吸收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真诚反帝分子，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中国北部而参加反日反切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2）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这些队伍的领导者企图各种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而能依靠在农民小资产阶级身上。最近在上级和下级军官间，在政治方面看出了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这个队伍的命运，是首先要看他对于工农的政策如何。
（3）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也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政治的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影响和领导之下，他们对于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还未能找着正确的澈底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和道路。
（4）第四种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的纲领中澈底反帝的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开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国”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作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加（比如许多游击队不断的找我们的领导），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队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及为着瓜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方面尽着奸细的作用。对满洲的反日运动，执行着最可耻最狡猾的策略。
所有一切反动派别在全国广大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怒潮威胁之下，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面上处反对的立场，对满洲的反日运动假装着同情，他们提出援助反日运动的口号与空谈，不仅是为着掩饰自己民族叛徒的真面目，而且是有一定反革命目的：（一）为着借口“肃清后方破坏分子”而加紧进攻苏维埃中国和英勇的工农红军。（二）借口“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各阶级为救国而牺牲”“不允许阶级斗争”“维持后方和秩序”等等，而对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三）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以求挽救自己的腐败和垂死的统治。（四）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以保护自己反革命伙伴军阀的统治，把反日游击运动限制在国民党监督下的个别军队的“单纯军事行动”，并且不但不援助群众真正的革命反日运动，而且直接的用“铁和血”来压服他。并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认为适合的时候，而完全叛变满洲一切反日运动。（五）为着夺取和垄断广大群众们的为给满洲游击队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企图这样使满洲游击队没有真能从外面得到此种帮助的可能，并借此以减小满洲和全民反日运动的程度和范围。
因此便是借保护民族利益，而实际限制这个运动，并准备与日帝国主义共同来破坏他。挂革命的招牌来行反革命的政策，这是国民党各派别对满洲问题政策的一致的实质。同时国民党各不同派别因其与各不同的帝国主义主人的基本联系，而在对满洲问题所玩的手腕中也本着各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派逐渐倾向于与日帝国主义直接谈判，以及强盗国际联盟的提议，而同时大喊反对日本在满洲的侵略，其目的是在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以陈济棠胡汉民等为首的广东派，武断的喊〈反对〉日本侵略满洲，其目的是引诱群众视线和注意脱离所谓康藏纠纷，以便英帝国主义能安心执行在中国西北的占据西藏西康等计划，另一方面取得些政治资本以作反南京之用。北方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即［及］非国民党的（段祺瑞吴佩孚）军阀官僚们口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者及国民党南京派，实际共同的是建立所谓北方独立国及［即］变相的第二“满洲国”。
上述的事实，又一次证明共产国际及中央对满洲事变的策略与立场绝对正确的，即是“推翻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羞辱民族的政府，是武装民众顺利进行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条件”。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义的是说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领导，是阻碍满洲反日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的基本事实。就是，国民党这个影响和局部的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软弱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他能使满洲的游击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前失败。因为实际情形如果继续不变，则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失败的前途，不仅由旧吉林军将领及国民党的必然叛变投降而产生，而且还可以因为运动本身致变成散漫和政治绝望及组织瓦解而产生出来。
为避免失败和瓦解，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那便须要坚决的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无产阶级唯一的澈底革命的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领导权而斗争。他，并且只有他，能够组织和动员满洲本部及全中国成千成万民众作武装斗争，从满洲，西藏和全中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极广大的民众，是战胜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而我们党是他们唯一的可靠的组织者和领袖，满洲事变使我们党负起极大的任务。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
满洲问题，有了很大的全世界的意义。满洲的命运不仅是与反苏联武装干涉及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着，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党胜利的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拥护苏联。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提出夺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到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即除此之外，更有发展和职合苏区，巩固红军，推翻国民党和扩大群众革命斗争，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罢工的斗争，目的是借吸收黄色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而把赤色工会变为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等任务）。事实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关于用革命方法解决满洲问题总策略的方向的正确，以及根据这个策略方向而规定的及由其中产生出来的总政治口号的正确。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利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这方面已有的极丰富的经验，计算到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现在阶段上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配置的特别情形，在执行这个策略时，对下列的情形应当严格的注意！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澈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
然而，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