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兴国撂下电话，感到桌面油漆的气味在急速地膨胀着，霉样的味道刺得他的鼻子乃至全身很不舒服。他在屋子里踱着步，看君子兰低垂着头，自言自语道：“这年月！做君子难，做纪检难上加难啊。”说完，他把手机关掉，扔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踏着楼梯，一节节走下去。
不知不觉，他来到了辛老的实验室。随口问一个学生：“辛导呢？”
“书记，您有事找他吗？他下周就回来。”瘦瘦的戴眼镜的学生回答。
“去哪啦？”吕书记轻轻地问。
“台湾。”那学生接着答。
吕兴国回到自己办公室的门口，听到里面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刚准备开门去接，汤院长就喊道：“老吕，你到我这来。”
吕兴国一进门，汤有才就把门关上，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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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卫生厅老王打电话来，说他们收到了举报信，告辛飙的？”汤一脸的紧张，望着吕。
“你信吗？”吕反问。
“不信。”汤很坚定。
“我才懒得理他们。”吕说。
汤给吕递了一支中华牌香烟，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个多事之秋的时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专家。”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重重地吐出来：“这是我们做领导的责任。如果一个个权威都被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裹进去了，我们的医院就不要开了，病人就不要看病了，医院一百年来好不容易树起来的牌子也不要了……”（敬请关注《绿处方》……11）
（连载11）汤院长又吸了一口烟，道：“唉，这世道。”汤坐到吕身边：“这边呢，你等辛老回来谈谈，写个应付性的材料报一下；那边呢，请他们出来吃个饭，打点一下。至于费用，我和财务打个招呼，先拿四万去。”汤见吕兴国一言不发，就说：“我知道你不好做人，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了稳定嘛。”
吕兴国是从小在桥洞下长大的穷孩子。高中没毕业就去当了兵，参加过两次自卫还击战，第一次时他是侦察营的营长，第二次时他是主攻团的团长。他被安排转业时，特地去了一趟老山烈士陵园，他将所有的转业安家费分发给了烈士的遗孀；在宽广的烈士陵园，他悲怆的唱着《血染的风采》，当时是全县广播现场直播，很多听众听得潸然泪下。对于这样一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出来的立过赫赫战功的军人，地方完全可以安排他到政府职能部门去当个处长或局长，但他毅然选择了医院。不管离老山前线的年代多远，他忘不了当时有许多不应丢命的年轻战士因抢救没跟上而离开的场景。看着医院风气日下、道德滑坡，他除了内心绞痛，也感到力不从心。慢慢地慢慢地，他开始变得麻木。
吕兴国吸了一口烟，舒了长长一口气，说：“好吧，为了稳定，你让办公室去送礼吧。这边的事，我去。”第二天一上班，检察院的人就来到医院，他们提出要带辛飙走，请医院配合。吕书记说：“带吧，去台湾带吧。”
“台湾？什么意思？”那胖墩墩的矮个检察官说。
“什么意思？他人在台湾。”吕兴国毫不示弱。
“那请先带我们去他家，书记。”穿检察服的中等身材说。
“我不会做那种没屁眼的事！”吕兴国愤愤然。
“你是书记，要记得你是纪检书记！就这点素质！”那胖墩墩的大声说道。
“我是书记怎么啦。书记不是人！我这点素质怎么啦？影响你捞钱啦！”吕书记大声嚷着。
医院的人从来没看到过吕书记这么激动过，他们赶忙将吕书记扯走，安排检察院的同志去了1号小会议室。
几乎是在检察院的人去附一医院的同时，检察院的其他人将钟涛和郝美玉分别带走了。
钟涛在接受调查中，矢口否定给任何人送过钱。
郝美玉一坐上检察院的车，脑子里就回响起涛哥的培训：“我们送给医生和领导的回扣、红包，是见不得阳光的，打死也不能说……说了，就一辈子也不能做这一行了，因为市场经济时代已没有人再敢和甫志高做生意；不说，都是朋友，将有更多的生意可做；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信念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现在的法律比任何时候都重证据，没有证据就必须24小时后把你放出来，而且只有一方认帐也是不能立案的。今后一旦遇到这事不要慌，有哪个药厂没在搞贿赂……罚不责众嘛……”
检察院的人在辛飙家“抄家”一无所获。家里除了三千元现金，并不像过去抄某些院长、药剂科主任的家一样出现上百万现钞的情景。
“龙泉宝剑”是辛飙教授托他的研究生林先和付给了郝美玉一万元钱的，研究生的口供和郝美玉的完全一致。
在检察官去辛飙家抄家的时候，吕兴国将电话直接打到了北京，北京有关领导给江海打了电话，批评了这种“见风是雨”的做法。
在江海省主要负责人的干预下，检察长被批评，办案人员亲自上门向辛飙道歉。
“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是依法办案，理解，理解。”辛飙一脸的平和。
检察官满脸通红地离开时，胖墩墩的检察官说：“他妈的，我就不相信在附一抓不到鱼，等着瞧！”“辛飙事件”宣告平息后。医院召开由汤有才院长主持的纪检领导小组会议。汤院长在会议上提出三点意见：一是领导干部要